朱应鹿: 过尽千帆终不悔 归来盛世初心偿

初到非洲 难忘的“老八路”式外交

朱应鹿的驻外生涯是从非洲的几内亚开始的。1959年，朱应鹿首次出国，抵达撒哈拉以南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几内亚。

那里的物质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20余人的使馆，除两人外都患过非洲疟疾；傍晚开全体会时，穿裙子的女同志都不得不把小腿浸泡在水桶里，避免成群蚊子的袭击；在高达40多度的温度下，很多宿舍都没有配备空调，屋内闷热难捱。

“我在几内亚经历过一次难忘的‘老八路’式外交。”据朱应鹿回忆，1959年12月，他陪同使馆人员去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郊区办事。他们的汽车经过一条小街时，忽然从一家院子窜出一只鸡，汽车猝不及防，停刹不住，把鸡轧死了。

使馆的一位秘书是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马上下车拣起死鸡找人认领。当时几内亚独立才一年，过去老百姓长期受西方殖民者欺压，忽然看到几个外国人开了一辆新车进入场院，有些害怕，可能躲藏了起来，无人回应。最后这位秘书把死鸡放在院门一侧，旁边用砖头压了一张当地纸币，并附条说明：中国使馆人员不慎轧死鸡一只，特照价赔偿。

“这件小事体现了中国人平等、诚实、友好的形象，会长久留在饱受欺凌的几内亚人心中。”朱应鹿说，“此后几十年间，我三次在非洲国家任职，两次随国家领导人访问非洲。今天中非之间已建立起团结、友好、互信、互利的合作关系，但是我们不应忘记数十年来我国几代驻非洲的外交、援外和涉外人员为此所做的不懈努力和无私奉献。”

与中东结缘 受到阿拉法特17次接见

朱应鹿1987年出任驻突尼斯大使，目睹了实行终身制的非洲元老、年届耄耋的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遭废黜。

后来，他又兼首任驻巴勒斯坦国大使，其间受到阿拉法特17次接见，深入了解到中东问题，尤其是巴以争端的长期复杂性。担任中国驻埃及大使时，朱应鹿看到了埃及这个中东大国为中东战争付出的巨大牺牲，也感到它在实现中东和平方面负有重大责任。

1990年7月，朱应鹿被任命为首任驻巴勒斯坦国大使。其后四年间，他有幸受到阿拉法特17次接见，近距离观察、了解这位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

1991年秋，巴勒斯坦国总统阿拉法特在他突尼斯的办公室会见朱应鹿大使。

“1990年7月下旬，阿拉法特以新成立的巴勒斯坦国总统身份，在其官邸书房里亲切会见我这位首任大使。我第一次看到这位一生忧国忧民、为巴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终生的悲剧英雄，脸上露出难得一见的微笑。”朱应鹿至今难忘当时会见的场景。

朱应鹿一直心系巴勒斯坦问题，退休后还曾根据个人见闻以及与多位中外中东问题专家交流基础上的研究所得，撰写多篇深入分析巴以问题的文章，希望对于关心中东问题的人们，尤其是有关学者和专家，能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我对巴事业的正义性有信心，寄希望于以色列人民，相信巴以双方有智慧找到合适的解决方式，尤其是对最难的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朱应鹿说。

驻节挪威4年 增信释疑化解分歧

1994年，朱应鹿出任驻挪威大使。尽管当时两国关系已经进入恢复上升期，但在四年任期内，双方围绕人权、涉藏问题的斗争时紧时松，始终不断。使馆一直努力冲破挪威的舆论封锁与限制，让公众直接听到中国的声音。

朱应鹿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介绍中国经济形势，他列举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项建设成就，也指出目前还存在的问题。几天后，出席记者招待会的挪威《经济日报》记者几乎全文把讲话内容刊登在报纸上。

1997年11月，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左三)首次正式访华，宋雅王后（左二）同行，这是他们在参观故宫时与朱应鹿夫妇的合影。

此后，使馆各级外交官主动与挪威各界广泛接触，通过深入浅出的谈话，介绍中国真实情况。

他举例说：使馆有一位秘书，他对当地人说，中国人口多，是挪威的300倍，底子薄，情况和文化传统又不同，不能拿你们的尺度来衡量、要求中国。这种说法，对方容易接受。朱应鹿也利用大使身份与政府高官、企业家、新闻记者、汉学家等各界人士广泛接触，采取个别交谈、座谈，以及报告会等多种形式介绍中国。

“挪威与我国无直接利害冲突，双方的分歧更多是由于历史、文化、传统不同，价值观差异，加上西方长期反华宣传影响造成的。因此，我们应把工作重点放在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做好解释交流、增信释疑上，同时继续发展两国各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朱应鹿指出。

经过双方几年的共同努力，包括两国领导人的互访、民间接触和新闻媒体交流，两国不仅在人权等问题上增加了相互了解，而且各方面的友好合作，包括经贸关系也得到了较大发展。

一生奉献祖国壮丽的外交事业

“我人生的最大机遇还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使我这个江南小镇上普通人家的子弟后来逐步成长为新中国第一批不带翻译的驻外大使。”朱应鹿大使至今仍然记得，1950年年底，他从家乡苏州出发，乘坐敞篷车经过两天两夜的颠簸，第一次抵达首都北京，经过天安门广场的场景。

当时朱应鹿只有16岁，在苏州中学读高二。他积极响应国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决心投笔从戎，报名参加了军事干部学校，后被北京外国语学校（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录取。

“党和政府把各地参加军干校的500名学子调到外校学习是为了造就专业的外语人才，以适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我们这些参军的学生，也把到外校学习看作是参加革命。” 朱应鹿介绍道。

1955年，朱应鹿在老外交部东楼前

外语学校物质生活简朴，教室、宿舍条件简陋，吃饭没有桌椅，一盆菜放在地上，大家围在一起蹲着用餐，但是精神生活非常丰富，系统学习马列主义、中共党史等基础理论知识，听外交部领导做报告，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社会发展史》等。

“这段经历对我一生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帮助我在年轻时期解决了理想和信念问题，初步树立了正确人生观。”朱应鹿强调，“1954年离开外校几十年间，国家遇到多次大的曲折和困难，我个人也几次身处逆境，但我对新的社会制度总是满怀信心，对工作的执着也始终如一。这同我青年时期在学校奠定的正确人生观是分不开的。”

回顾个人漫长而不平凡的人生道路，朱应鹿不无感慨地说：“我已把自己的精力与智慧奉献给祖国壮丽的外交事业。目前，我们国家尽管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但恰是我68年前参加革命，在北京外国语学校经过政治理论学习后所憧憬的那种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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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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